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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ont-family: Calibri; mso-hansi-font-family: Calibri"> “座谈会中也提到了哲学家冯友兰,钱钟书把冯友兰骂了一大顿。他说,……冯友兰最不应该的是出卖朋友,在座有人问冯友兰究竟出卖了哪些朋友,钱钟书却不愿指出姓名。”(牟晓朋、范旭仑编:《记钱钟书先生》,大连出版社1995年,第209页)庄因后又补充钱钟书的讲话内容:“冯友兰捏造事实,坑人使妻小俱死。冯现在北大人人嗤之以鼻,人缘扫地。钱氏用英文说Fang’s name is now Atinking [sic] in Peking University,情绪颇为激动。”(同上,第210页)
看了这个报道的读者只知冯友兰坑害某个北大人或其妻小致死,但不知死者是谁。于是,有人猜测是章廷谦这个人,并向钱钟书求证。不过据我所知,这个猜测已经被否定了,因为章廷谦和夫人不仅活到文革以后,而且活到钱钟书那次讲话之后。正如杨绛在“答复”中所说,那个到访他家的北大人关于章廷谦的说法与宗璞的说法大致相同。对此,本文末尾还要提及。
杨绛说她和钱钟书只是后来才听说章廷谦这个人的,这个说法可以采信,因为钱钟书当时并未提及章廷谦这个人。但是,他们总该想一下,他们都不在北大工作,为什么不只一个人向他们问起北大章廷谦一事,并且和冯友兰联系在起。进而言之,即使没人向他们提及章廷谦一事,他们也会从有关钱钟书那次访美讲话的诸多报道中得知钱钟书大骂冯友兰的传言,除非钱钟书夫妇对此类报道完全不感兴趣,故意充耳不闻。然而, 花旗娱乐有证据表明,钱钟书对此类报道是感兴趣的,并且看过不少。例如,另一位华裔作家水晶关于钱钟书那次访美的报道就得到钱钟书的赞赏,尽管是关于钱钟书另一场讲话的。钱钟书在1980年1月写给水晶的信中这样谈道:
“大作‘会面记’早拜读,纽约、旧金山、香港友人争相寄示。……北京刊物曾转载此篇;盖世间好物,有目共赏,弟遂附骥借重。”(牟晓朋、范旭仑:《记钱钟书先生》,大连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钱钟书亲笔信影印件)这里所说的“会面记”是指水晶写的《两晤钱钟书先生》,最初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1979年7月号。(转载于牟晓朋、范旭仑编:《记钱钟书先生》,大连出版社1995年,191页)
水晶报道的是钱钟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讲话,庄因报道的是次日钱钟书在斯坦福大学的讲话;一个发表于香港,一个发表于台湾。既然前者有“友人争相寄示”“北京刊物曾转载”,那么可想而知,后者也是大致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后者发表的时间更早(6月),影响可能更大。况且,发表后者的台湾《联合报》与钱钟书夫妇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该报办的《联合文学》先后给他们两人出过专辑,对此《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有所记载。可见,钱钟书只看到水晶的文章而完全不知庄因的文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结论
笔者的问题是:关于“钱钟书大骂冯友兰出卖朋友,致人于死”的传言,钱钟书夫妇听到后为什么不进行辟谣呢?退一步讲,就算钱钟书夫妇以前从未听说过此类传言,那么,在宗璞告诉他们之后,为什么杨绛断然拒绝宗璞请钱钟书本人澄清事实的要求呢?结论只能是:要么钱钟书真的讲了那些话,要么他对恩师的毁誉漠不关心,任凭谣言四处泛滥。如果是前者,那么钱钟书直接地诽谤了冯友兰;如果是后者,那么钱钟书间接地诽谤了冯友兰。总之,在这个问题上,钱钟书夫妇是有严重的道德缺陷的。
四、余论
顺便指出,宗璞在杨绛“答复”之后又发表了《再说几句话》(《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6期)。这篇文章很短,只有半页纸,谈到其《不得不说的话》发表之后得到的一些回答。一是“杨绛先生公开表示钱钟书先生没有说过那些诬蔑、毁谤冯友兰先生的话。”但是,“对杨文中的某些说法,我有所保留。”另一是所谈及的那两本书的有关人员和出版机构已经做出承诺,封存销毁那些书籍或修改其中的不实之词。此文最后呼吁:“我诚恳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形成说真话,讲事实的风气,这是最重要的。如能把宝贵的时间无损耗地用在文化的创造上,何幸如之!”
然而,紧接宗璞这篇短文之后是一篇题为《说了又何妨》的文章,作者叫“喻静宛”。该文把钱钟书批评吴宓和钱钟书批评冯友兰两件事放在一起说,指出由此引起的争论表明,“一些做学问的人却又钻进了‘大学者就是神,批评他们大逆不道’的怪圈。”此文还说:“至于钱钟书是否批评过冯友兰,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杨绛的文章中已经点明此事与章廷谦有关。……既然如此,正常的做法似乎应该是用事实批驳这个‘谣言’,以正视听。”
笔者以为,这篇文章的两个说法都是不恰当的。首先,钱钟书对其“五大恩师”中的两位给予“批评”,其批评的性质是不可比的。钱钟书对吴宓的批评出于其文《吴宓先生及其诗》,此文发表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说到吴宓的“傻”和“痴”,还对吴宓所爱的女人有所贬低,吴宓的自尊心因此受到伤害。此事涉及道德问题,但却是私德,与法律或刑事案件无关。况且,对私德问题的评价是见仁见智的,没有明确的是非标准。比如,钱钟书说吴宓“傻”和“痴”就一定错了吗?对吴宓所爱的女人评价不高就一定错了吗?与此不同,关于“钱钟书大骂冯友兰出卖朋友,致人于死”的传言不仅涉及道德,而且涉及法律或刑事案件,如果真有此事的话,那就必须调查清楚;说了此话的人也有义务拿出证据来,否则就得公开辟谣和道歉。
《说了又何妨》把两种不同性质的“批评”混为一谈,这是第一个错误。其次,在章廷谦事件上,杨绛和宗璞之间没有冲突,根本不是争论的焦点。如果其他人如该文作者对这一关乎人命的事件存有疑问,那就提交北京大学有关部门甚至司法机构立案侦查,而不是宗璞和杨绛以及钱钟书所必须回答的。由此可见,《说了又何妨》所表达的观点是不得要领的,因而是不足取的。
文章本该到此画上句号,然而,鉴于不少人对章廷谦事件感兴趣,在此不妨多说几句。关于章廷谦事件,最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之一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严家炎教授的文章《川岛“文革”中遭迫害一案的真相》(载《粤海风》2003年第4期第17-18页。)这里的“川岛”是章廷谦的笔名,章廷谦当时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文章谈道:“涉及 ‘文革’中川岛先生‘被迫害致死’一段,则因依据的均为传闻,故而严重失实。我作为川岛先生的系内同事和案件的见证人 u乐国际娱乐,愿意在查阅原始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对‘文革’中发生的此一错案的真相做出如下说明和澄清。”文章最后说道:“1981年5月12日,川岛病逝于北京大学校医院,享年80岁。他的夫人病逝于1990年。川岛在‘文革’中确实受到多年迫害,但所谓冯友兰先生的揭发‘导致了川岛先生被迫害致死’,或另有人谓‘害死(其)妻小’,显然均属传闻”。
请注意,关于钱钟书大骂冯友兰出卖朋友、致人于死的传言始于1979年,早于章廷谦及其夫人去逝的时间。对此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详读严家炎的原文,或者另行调查。有资料显示,宗璞及其丈夫蔡仲德对此事曾经做过深入调查,包括托人访问章廷谦的两个女儿,从而得知章廷谦确有一个儿子死于1967年“文革”时期的两派斗争,(参阅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下),中华书局2014年,第734页脚注。)早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发生的章廷谦事件,因而与冯友兰完全无关。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对章廷谦事件的调查结果如何,都不会改变钱钟书诽谤冯友兰的事实,因为杨绛已经证明,钱钟书在美国发表讲话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章廷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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